黄宗羲：明末经学家、史学家、思想家，他的一生有着怎样的经历？

　　黄宗羲(1610年9月24日-1695年8月12日)，浙江余姚人，字太冲，一字德冰，号南雷，别号梨洲老人、梨洲山人、蓝水渔人、鱼澄洞主、双瀑院长、古藏室史臣等，学者称“梨洲先生”。明遗民。明末清初经学家、史学家、思想家、地理学家、天文历算学家、教育家。“东林七君子”之一黄尊素长子。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，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。

　　黄宗羲与顾炎武、王夫之、唐甄并称“明末清初四大启蒙思想家”，与顾炎武、方以智、王夫之、朱舜水并称为“明末清初五大家”，与陕西李颙、直隶容城孙奇逢并称“海内三大鸿儒”，亦有“中国思想启蒙之父”之誉。

　　人物生平

　　庭锥奸党

　　明万历三十八年八月初八(1610年9月24日)，黄宗羲出生于绍兴府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，其地名浦口村，属浙江省余姚市明伟乡。降生前夕，母亲姚氏曾梦见麒麟入怀，所以，宗羲乳名“麟儿”。父黄尊素，万历进士，天启中官御史，东林党人，[3]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，不久下狱，受酷刑而死。

　　崇祯元年(1628年)魏忠贤、崔呈秀等已除，天启朝冤案获平反。黄上书请诛阉党余孽许显纯、崔应元等。五月刑部会审，出庭对证，出袖中锥刺许显纯，当众痛击崔应元，拔其须归祭父灵，人称“姚江黄孝子”，明思宗叹称其为“忠臣孤子”。

　　入社兴学

　　黄宗羲归乡后，即发愤读书，“愤科举之学锢人，且建‘续钞堂’于南雷，以承东林之绪”。又从学于著名哲学家刘宗周，得蕺山之学。

　　崇祯三年(1630年)，张溥在南京召集“金陵大会”，当时恰好也在南京的黄宗羲经友人周镳介绍参加复社，成为社中活跃人物之一。这年，他还加入了由名士何乔远为首领的诗社;后来，黄宗羲与万泰、陆符及其弟宗炎、宗会等还在余姚组织过“梨洲复社”。

　　崇祯十五年(1642年)，黄宗羲北京科举名落孙山。冬月初十，黄宗羲回到余姚家中。

　　抗清隐居

　　崇祯十七年(1644年)春，明亡。五月，南京弘光政权建立，阮大铖为兵部侍郎，编《蝗蝻录》(诬东林党为蝗，复社为蝻)，据《留都防乱公揭》署名捕杀，黄宗羲等被捕入狱。

　　顺治二年(1645年)五月，清军攻下南京，弘光政权覆灭，黄宗羲乘乱脱身返回余姚。闰六月，余姚孙嘉绩、熊汝霖起兵抗清。于是，黄宗羲变卖家产，召集黄竹浦600余青壮年，组织“世忠营”响应，著《监国鲁元年大统历》，鲁王宣付史臣颁之浙东。

　　顺治三年(1646年)二月，被鲁王任兵部职方司主事。五月，指挥“火攻营”渡海抵乍浦城下，因力量悬殊失利。六月兵败，清军占绍兴，与王翊残部入四明山，驻杖锡寺结寨固守，后因其外出时部下扰民，寨被山民毁而潜居家中，又因清廷缉拿，避居化安山。

　　顺治六年(1649年)朝见鲁王，升左副都御史。同年冬，与阮美、冯京第出使日本乞兵，渡海至长崎岛、萨斯玛岛，未成而归。遂返家隐居，不再任职鲁王行朝。

　　顺治七至十一年(1650至1654年)，黄宗羲遭清廷三次通缉，仍捎鲁王密信联络金华诸地义军，派人入海向鲁王报清军将攻舟山之警。期间家祸迭起，弟宗炎两次被捕，几处极刑;儿媳、小儿、小孙女病夭;故居两次遭火。[4]顺治十年九月，始著书讲学。

　　康熙二年至康熙十八年(1663至1679年)，黄宗羲于慈溪、绍兴、宁波、海宁等地设馆讲学，撰成《明夷待访录》《明儒学案》等。

　　拒不仕清

　　康熙十七年(1678年)，诏征“博学鸿儒”，学生代为力辞。康熙十九年(1680年)，康熙帝命地方官“以礼敦请”赴京修《明史》，黄宗羲以年老多病坚辞。康熙帝令地方官抄录其所著明史论著、史料送交史馆，总裁又延请其子黄百家及弟子万斯同参与修史。万斯同入京后，也执意“以布衣参史局，不署衔、不受俸”。是年黄宗羲始停止讲学，悉力著述。康熙二十二年(1683年)，参与修纂《浙江通志》。

　　康熙二十五年(1686年)，王掞视学浙江，倡议在黄宗羲故居黄竹浦重建忠端公(黄尊素)祠，宗羲写了《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记》。次年，王掞又捐俸汇刻刘宗周文集，宗羲与同门友董玚、姜希辙一起编辑了《刘子全书》，并为之作序。

　　康熙二十七年(1688年)，黄宗羲将旧刻《南雷文案》等文集删削修改，定名《南雷文定》重行刊刻。这年，他自筑生圹于龙虎山黄尊素墓侧，并有《筑墓杂言》诗。

　　康熙二十九年(1690年)，康熙帝又召其进京充顾问，徐乾学以“老病恐不能就道”代辞。黄宗羲年已八十，曾至杭州、苏州等地寻访旧迹，拜访朋友。次年，应新安县令靳治荆之邀游览黄山，为汪栗亭《黄山续志》作序。

　　康熙三十一年(1692年)，黄宗羲病势沉重，闻知贾润刊刻其《明儒学案》将成，遂抱病作序，由黄百家手录。次年，《明文海》编成，宗羲又选其精粹编为《明文授读》。

　　与世长辞

　　康熙三十四年七月三日(1695年8月12日)，黄宗羲久病不起、与世长辞。他在病中曾作《梨洲末命》和《葬制或问》，嘱家人丧事从简：死后次日，“用棕棚抬至圹中，一被一褥不得增益”，遗体“安放石床，不用棺椁，不作佛事，不做七七，凡鼓吹、巫觋、铭旌、纸幡、纸钱一概不用”。

　　黄宗羲在临终前四天给孙女婿万承勋的信中写道：“年纪到此可死;自反平生虽无善状，亦无恶状，可死;于先人未了，亦稍稍无歉，可死;一生著述未必尽传，自料亦不下古之名家，可死。如此四可死，死真无苦矣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