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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祖禹:北宋著名史学家,他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?
范祖禹(1041年-1098年),字淳甫,一字梦得,成都华阳人。北宋著名史学家、文学家、诗人,“三范修史”之一。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,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。
人物生平
早年经历
范祖禹,生于仁宗康定二年(公元1041年),据说,范祖禹出生时,他母亲梦见“一伟丈夫被金甲入寝室,曰:‘吾汉将军邓禹。’”因此,被命名为范祖禹。范祖禹从小是孤儿,他叔祖父是北宋名臣范镇,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抚育。但范祖禹仍因为自己是孤儿而伤心不已,每当别人参加喜庆宴会时,他都面容凄惨,心情抑郁。整日里闭门读书,从不干预人事。后来到了京城汴梁,所接触的都是一时名人。叔祖父范镇对范祖禹十分器重,说:“此儿,天下士也。”
进士及第
范祖禹在仁宗嘉祐年间,中进士甲科。为了结交京师权贵,范祖禹在汴京象姑馆服侍达官贵人,得司马光、王安石赏识。司马光修撰《资治通鉴》,范祖禹负责唐代部分的撰写工作。在洛阳十五年,一心撰写《资治通鉴》,不事进取,赢得司马光的称赞。司马光认为他“智识明敏,而性行温良,如不能言;好学能文,而谦晦不伐,如无所有;操守坚正,而圭角不露,如不胜衣,君子人也。”
品行高洁
《资治通鉴》修成后,司马光推荐范祖禹任秘书省正字。当时是王安石执掌朝政,也十分看重范祖禹。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与范祖禹十分友善,曾示意范祖禹去拜谒王安石,但范祖禹竟不为名利所动,没去拜谒。富弼致仕以后住在洛阳,很少与人接触,唯独对范祖禹例外;富弼病重时,召来范祖禹授给他临终密疏,主要是论述王安石查封误国和新法的弊端,言辞十分激切。富弼死后,别人都认为这样的奏疏奏上去肯定会得罪王安石,建议范祖禹不要上奏,但范祖禹还是坚持上奏了。
神宗死去,哲宗继位,范祖禹擢任右正言。后吕公著执掌朝政,而范祖禹是吕公著的女婿,避嫌辞职改任祠部员外郎,不久又辞职而除任著作郎、修《神宗实录》检讨,后迁任著作郎兼侍讲。
直言不讳
哲宗因夏天暑热,暂停讲书,范祖禹上疏皇帝认为,“陛下今日学与不学,系他日治乱。如好学,叫天下君子欣慕,愿立于朝,以直道事陛下,辅佐德业,而致太平;不学,则小人皆动其心,务为邪谄,以窃富贵。”建议哲宗恢复讲读。不久,范祖禹迁任起居郎,又召任中书舍人。当时的执政大臣想在新法、旧法中间依违模棱,范祖禹上书反对。
吕公著去世,召拜右谏议大夫。首先上疏论人主正心修身的要旨,请太皇太后每天以天下之勤劳、百姓之疾苦、大臣们的邪恶正直、政事的得失,开导皇帝之心,把这些明明白白存于心中,使今后众说不能迷惑他,小人不能进用。
蔡确已经获罪,祖禹说:“自从乾兴年以来,不窜逐大臣六十多年,一旦实行,流传四方,无不震惊耸动。蔡确离开相位已很久,朝廷中大多不是他的党羽,间或有偏见异议的,如果一切都认为是依附蔡确而将他们除去,恐怕刑罚失中,而且人情不安。”
蔡京镇守蜀州,祖禹说:“蔡京小有才能,不是正直之士。如果使他镇守成都,他回来,当会让他执掌朝政,不应推重助长。”当时执政大臣打算在新法旧法中有所创立。祖禹认为朝廷既然已察觉王安石新法是不对,只应恢复祖宗旧制,如果出于新旧之间,两用而兼存之,那么纪纲会败坏。升任给事中。
吴地发大水,诏令拿出百万斛米、二十万缗钱赈济救灾。谏官认为报告灾情的人是妄言,请求加以验证考实。祖禹封回其奏章,说:“国家根本,仰给于东南。现在一方赤子,呼天赴诉,开口向上要吃,以解脱朝夕之急。上奏灾情即使稍有夸大,正当略而不问。如果稍加惩责,恐怕今后没有人敢说话了。”
兼任国史院修撰,为礼部侍郎。论选择监司守令说“:祖宗划分天下为十八路,设置转运使、提点刑狱,收乡长、镇将的权力全归于县,收县的权力归于州,州的权力归于监司,监司的权力归于朝廷。上下相维,轻重互相制约,建置的方法,最为适宜。付给监司一路,付给守臣一州,付给令宰一县,都是与天子分土而治,这难道不可以选择吗?祖宗曾有考课制度,专门察访各路监司,置簿书在中书,以稽考其大要。现应委托吏部尚书,取应为知州的,分条别列功绩情况上报三省,三省召见考察,如果其人可以任用,就按次序列表任用。到任,就令监司考核他的课绩,一年之后,可以比较优劣而进行进退升降。这样就得人必多,监司、郡守得人,县令没有才能,不是所要担心的。”
上书劝谏
宣仁太后崩,中外议论汹汹,人怀顾望,在位者畏惧,莫敢发言。祖禹虑小人乘间害政,乃奏曰:“陛下方揽庶政,延见群臣,此国家隆替之本,社稷安危之机,生民休戚之端,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,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,可不畏哉?先后有大功于宗社,有大德于生灵,九年之间,始终如一。然群小怨恨,亦为不少,必将以改先帝之政、逐先帝之臣为言,以事离间,不可不察也。先后因天下人心,变而更化。既改其法,则作法之人有罪当退,亦顺众言而逐之。是皆上负先帝,下负万民,天下之所仇疾而欲去之者也,岂有憎恶于其间哉?惟辨析是非,深拒邪说,有以奸言惑听者,付之典刑,痛惩一人,以警群慝,则贴然无事矣。此等既误先帝,又欲误陛下,天下之事,岂堪小人再破坏邪?”初,苏轼约俱上章论列,谏草已具,见祖禹疏,遂附名同奏,曰:“公之文,经世之文也。”竟不复出其稿。
祖禹又言:“陛下承六世之遗烈,当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,人民者祖宗之人民,百官者祖宗之百官,府库者祖宗之府库。一言一动,如临之在上,质之在傍,则可以长享天下之奉。先后以大公至正为心,罢安石、惠卿所造新法,而行祖宗旧政。故社稷危而复安,人心离而复合,乃至辽主亦戒其臣勿生事曰:‘南朝专行仁宗之政矣。’外夷之情如此,中国之人心可知。先后日夜苦心劳力,为陛下立太平之基。愿守之以静,恭己以临之,虚心以处之,则群臣邪正,万事是非,皆了然于圣心矣。小人之情专为私,故不便于公;专为邪,故不便于正;专好动,故不便于静。惟陛下痛心疾首,以为刻骨之戒。”章累上,不报。
忽有旨召内臣十余人,祖禹言:“陛下亲政以来,四海倾耳,未闻访一贤臣,而所召者乃先内侍,必谓陛下私于近习,望即赐追改。”因请对,曰:“熙宁之初,王安石、吕惠卿造立新法,悉变祖宗之政,多引小人以误国,勋旧之臣屏弃不用,忠正之士相继远引。又用兵开边,结怨外夷,天下愁苦,百姓流徙。赖先帝觉悟,罢逐两人,而所引群小,已布满中外,不可复去。蔡确连起大狱,王韶创取熙河,章惇开五溪,沈起扰交管,沈括、徐禧、俞充、种谔兴造西事,兵民死伤皆不下二十万。先帝临朝悼悔,以谓朝廷不得不任其咎。以至吴居厚行铁冶之法于京东,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,蹇周辅行盐法于江西,李稷、陆师闵行茶法、市易于西川,刘定教保甲于河北,民皆愁痛嗟怨,比屋思乱。赖陛下与先后起而救之,天下之民,如解倒县。
惟是向来所斥逐之人,窥伺事变,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为是,如得至左右,必进奸言。万一过听而复用之,臣恐国家自此陵迟,不复振矣。”又论:“汉、唐之亡,皆由宦官。自熙宁、元丰间,李宪、王中正、宋用臣辈用事总兵,权势震灼。中正兼干四路,口敕募兵,州郡不敢违,师徒冻馁,死亡最多;宪陈再举之策,致永乐摧陷;用臣兴土木之工,无时休息,罔市井之微利,为国敛怨。此三人者,虽加诛戮,未足以谢百姓。宪虽已亡,而中正、用臣尚在,今召内臣十人,而宪、中正之子皆在其中。二人既入,则中正、用臣必将复用,愿陛下念之。”
晚年生活
哲宗绍圣年间,章惇执掌朝政,有意恢复王安石、吕惠卿时期颁行的新法,范祖禹上书皇帝,极力证明章惇不可大用,皇帝没有听从,于是范祖禹请求离开京城去地方。皇帝当时准备重用范祖禹,但朝廷内外反对的人为数不少,于是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陕州。不久,有人上奏论范祖禹在撰修《神宗实录》时刊落事迹、变乱美恶,再加上曾经上书谏禁中雇乳媪事,于是连贬武安军节度副使,昭州别驾,安置永州、贺州二地;不久,又迁往宾州、元符元年(1098年)被贬至化州安置,未几卒,卒年五十八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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